建立国家公园，体现了中国的巨大进步，青海的巨大进步，也表现出国人对人与自然关系在认识上的重大飞跃。以电视纪录片的方式，记录青海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的实践，捕捉和表现与国家公园建设有关的故事，使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国家公园，这无论是对宣传青海，提高青海的知名度和美誉度，还是助力祁连山国家公园和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，都是很有意义的。
应该说，电视纪录片《青海·我们的国家公园》拍得不错。该片能在全国七家省级电视台同步播放，并都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，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它所达到的水准和品位。
说起国家公园，人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自然与生态，是潺潺流水、皑皑雪山、青青草原、莽莽森林，是寒光凛凛的冰川，是一派清澈的湖泊，是草原上、森林里藏匿的动物、昆虫、菌类和许许多多微小的生命。所有这些，在纪录片《青海·我们的国家公园》中都有细腻、精到的呈现，但仅仅呈现这些是不够的。在我看来，该片最大的优长是在展示青海自然之美的同时，还穿插了不少人物的活动。这些人物可以说是林林总总，形形色色。其中，有山地摄影家，有植物分类学家，有画家，有环保志愿者，有生态管护员，有昆虫学家，有专业登山队领队，有漂流船长，等等。这些人物的穿插，为《青海·我们的国家公园》大大增色。有了他们的出境和表现，这部纪录片就有了血肉，有了生活的细节，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。“文学即人学”，电视纪录片其实也不例外。它同样需要以人为核心，它的主题应该是人，是人的生存状态、生存方式和文化积淀，人的性格和命运，人与自然的关系。《青海·我们的国家公园》正是以表现人和自然的关系为其创作主旨的纪录片。对这一类纪录片来说，其中的人物和人物的故事，就是它的血脉。可以肯定，如果没有这些人物，没有他们的言说，他们的作为，这个片子一定会大大逊色，即使画面非常漂亮，它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个好看的风光片，而不会有现在这样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效果。
准确而精要地去讲述一个人的故事，必须建立在对这个人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。只有充分掌握了拍摄对象的背景信息和相关情况，建立起了对他们的信任（而这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），才能最大程度地挖掘他们身上的特点和亮点，也才能注意到更多看起来也许无足轻重实则很有意味的细节，才能代入他们的思维方式，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看待青海，看待国家公园。我从许多人物的拍摄、许多生活细节的呈现上，看到了《青海·我们的国家公园》的创作者们在这一方面的探索和努力。
我很欣赏《青海·我们的国家公园》的叙事方式和叙事语调，平实，质朴，没有概念化地图解政策、事件，没有居高临下地说教，没有标语、口号，也没有一味地罗列成就，但看过片子的人，一定会对青海人多年来在环境保护和建设工作中所付出的努力，做出的贡献和牺牲，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它的解说是轻柔的、舒缓的、娓娓道来的，也是含蓄的、艺术的乃至意味深长的。例如，对国家公园，解说是这样表述的：“国家公园，并不是矗立在人与自然之间的一条界线，而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在塑造深藏心中的那座永恒家园。”对建立国家公园的初衷，解说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：“把美留住，把自然留住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这也是建立国家公园的目的吧。”诸如此类的解说，在看电视的时候可以让人安静下来，在看完电视以后还会让人做深长的回味与思索。
特别值得称道的是：《青海·我们的国家公园》比较多地采取了人物画外音的叙事方式。如果说，解说是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，那么，人物画外音就是第一人称的个人视角。两种视角各有其长，第三人称的解说不受时空限制，比较自由灵活，而第一人称的视角则便于表现人物丰富的内心活动，也便于抒发感情，二者交相为用，相辅相成，就显示出一种叙事的高妙和灵动。我注意到，第一人称的叙事，在《青海·我们的国家公园》中不仅用得多，其功能作用也不尽相同，有时是当事人从个人专业或职业角度对国家公园的解读，有时是对某一具体场景、具体事物的阐释，有时则是他触景生情地抒发某种感想。譬如，用画外音来表达大学生布达回到草原的喜悦之情，配以他在草原上纵马飞奔的画面，就觉得这种表现方式非常恰当。多少长篇大论的解说 ，也敌不过他的几句内心独白：“回到草原，这种感觉真是没法形容，我感到一种简单的快乐，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。”
《青海·我们的国家公园》需要表现、可以表现的内容很多，如果结构上不讲究，篇幅上势必还会拉长，甚至会显得拖沓、冗赘。所幸的是，纪录片的创作者们经过一番苦思冥想，最终采取了以黄河、长江、澜沧江各拍一集的结构方式，青海国家公园的故事都被囊括进来，有限的篇幅之中，不仅内容饱满，而且眉目清晰，不枝不蔓。
(作者：原广播电视厅厅长、著名学者 王贵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