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南仁青刚才说了很多“感谢”。刚才我在宾馆见到他时，他饱含热泪。幸亏这次来的队员不多，我刚才跟侯总和李雪导演都说了，我特别怕见到他们的眼睛。
我是1997年走进可可西里的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不少国外报道都在说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，都在为百姓谋福利、搞经济建设、抓国民生产总值，不会把太多精力放在环保上。但有一天，我在北京日报的一份内部刊物上，看到一篇题为《保卫可可西里》的文章。文字本身并没有打动我，真正触动我的是一张照片：一辆破旧的北京吉普，车里坐了八名队员。就是这张照片，让我下定决心，要去拍一部纪录片。电视台领导同意后，我来到了青海可可西里，这一去，就是四年。我跟随的这支巡护队伍，准确名称是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。后来，第二任书记给它取了一个极具高原特色的名字——西部野牦牛队。跟着这支队伍，我认识了杰桑·索南达杰，也就是索南仁青的父亲，也见证了第二任、第三任书记接续带队。我和他们一起巡山、趴冰卧雪、建设保护站、抓捕盗猎者，可以说，我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。后来，我把这部纪录片命名为《平衡》。这部作品有幸获得第十九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长篇纪录片奖。
颁奖那天，晚会导演彭导告诉我，会给我一份特别的礼物。领奖时，赵忠祥老师宣布完奖项，我上台领完奖杯，现场随即开始大型舞蹈配乐朗诵。这时主持人说：有请烈士的妻子（索南仁青的母亲）。我当时双腿都在发抖。我拿过不少奖项，却从没有过这样的感受——这不是激动，也不是喜悦，而是一种难以掩饰的情绪。我当时真想立刻冲上台，把这座奖杯送到索南仁青母亲手中。
这段创作经历，对我而言刻骨铭心，我平时很少愿意去回忆。2002年陆川导演找到我时，我毫无保留地把这支巡山队的故事讲给了他听。在我看来，这支队伍不只是一个西部工委，它代表着玉树州、代表着青海省，更代表着我们中国。后来我当评委时，也看到过全国各地很多类似的守护故事，只是可可西里有着特殊意义——它是三江源，是我们母亲河的源头，因此格外被世人关注。纪录片完成后，我也给队员们看过，直到今天，他们依然认可这部作品。
到了2024年，李雪导演找到我，说要拍一部以这支巡山队为原型的长篇电视剧。我当时很担心，和李雪导演聊了整整四个小时，我一杯矿泉水，他一杯咖啡，他一直安静地倾听。聊完之后我心里依旧没底，并没有抱太大希望。毕竟电视剧和纪录片不一样，电视剧需要合理的剧情演绎、演员表演和艺术表达，而纪录片是白描式的真实记录。我做好了面对失落的准备，静静等待着。
可剧集开播后，我每天准时收看。完全没有想到，李雪导演和全体演员、整个剧组，用最真诚、最打动人心的方式，呈现出了这支巡山队、呈现出了青海所有守护者的初心与坚守。《生命树》里，队员趴在地上喝水的细节；多杰演讲时说的那句“我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的办法”，一字未改，就是当年队长的原话。甚至在北京大学演讲时，那位大学生身上穿的条纹衣服，和当年真实场景一模一样。我们业内人看到都在问：这是史料画面吗？我告诉他们，这不是资料，是剧组用心还原的。后来李雪导演也证实，衣服就是专门按照当年样式复刻的。这一切，不只是简单的场景复原。我认为《生命树》最珍贵的力量，在于它的社会价值与历史意义。它就是在真实原型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创作。作为当年西部工委、野牦牛队的记录者和旁观者，我深深感受到剧组对这支队伍的敬意，以及他们在艺术创作与还原真实之间寻找平衡的用心与努力。在此，我向《生命树》剧组致以最真诚的感谢。
（作者系纪录片《平衡》导演）